施绍莘其人

 施绍莘（1581~约1640），字子野，号峰泖浪仙，华亭人。明代词人、散曲家。富俊才，好治经术，工古今文，旁通星纬舆地道释九流之书，有四方之志。因其30岁、33岁两次科试皆铩羽而归，遂弃举子业，放浪声色，致力于词曲写作。先世富甲一乡，乃建园林以自娱。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筑舍西佘山之北。三年后，又建别墅于南泖之西。此后还筑有三影斋、众香亭、秋水庵、黛楼、聊复轩、竹林水上、西清茗寮等许多各具风格的建筑物；又筑书室名春雨堂、泖上新居等；并于水涯山坳，遍植松、竹、桃、柳、芙蓉、牡丹等花木，形成一个风景区。每逢佳日，携侍姬，泛舟于山水间，命歌自制曲。时陈继儒居东佘山，两人志趣相同，来往密切，诗场酒座，可谓盛极一时。

 有《秋水庵花影集》五卷传世，大多抒个人情怀和田园风物，文采风华，隐居生活和风流情怀是散曲表现的两大主题。清朝著名学者吴梅村称之为“一代之殿”，任中敏评其为“明人散曲中之大成者”。其《送春》、《感梅》、《惜花》、《佞花》等作品，不仅可于刘希夷的《白头吟》相比，还开启了《红楼梦·葬花词》之先声。

 施绍莘的追求

 作为明末的散曲家，施绍莘的地位在当时并不在徐霞客之下，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追求的痴迷。

《徐霞客游记》在后世产生影响，他传世的《秋水庵花影集》影响，则更多的是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在自序说自己：“犹记十六七时，便喜吟咏，而诗余乐府，于中为尤多，十余年来，费纸不知几十万。”这种爱好与坚持取得的成就，按陈继儒的说法，“上至王公名士，下至马卒牛童，以及鸡林象胥之属，皆咄咄吁骇。”顿时成了畅销书，声名远播北至吉林、南至靖州，连村中小儿读《大学》，也在空白处抄录其文。陈继儒说：“诗人人可学，而词曲非才子不能，子野（施绍莘）才太俊，情太痴，胆太大，手太辣，肠太柔，心太巧……”

 如今，元明流行的散曲、杂剧之类，对大多数现代人已经很遥远。从他的内容上看，则多作哀苦之音，既寄寓了命运多蹇的身世悲凉，又是明王朝灭亡前夕社会心理、情绪的反映。如《谒金门》：“春欲去，如梦一庭空絮。墙里秋千人笑语，花飞撩乱处。无计可留春住，只有断肠诗句。万种消魂多寄与：斜阳天外树。”倾吐出词人愁绪万端、无可奈何的情思，其背后隐藏的是和徐霞客一样灵魂的挣扎。

 所谓：“意所以躬耕末世，视天下如蔽履也，非轻天下也，其视躬耕无异于治天下。”在那个压抑得令人窒息的明末极端腐朽现实中，他们都要另辟一个独立于世俗外的崭新领地。“二十年前一梦空，依稀犹记梦花红，而今短鬓侵寻白，闲话风流落照中。”人的一生中，总得留下些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他在《祝如姬词》中说：“大荒中有修月户，予便为人间修词手，不亦可乎？”与其狗苟蝇营被各种势力裹挟而去，不如“但能痛饮便名士，解得惜花真丈夫。”《秋水庵花影集》编入了他征得的不少时人评语，他甚至将自己的《西佘山居记》“刻三石，一沉三影斋池心，一藏散花台下，一沉北山泉底”，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还有一种比较有意义的不同活法。

自从施绍莘祖上施退翁任华亭令以来，伯父施大经是万历十三年的举人，为官刚正，还是郡中无出其右的藏书家，父亲施大谏也是举人，兄弟两人不怎么热衷官场，闭门注老、庄。施绍莘似乎也曾有过犹豫，1618年和1621年也曾赴金陵参加科举考试，但他对朋友说：“子见昔年闱牍乎？如某某者，亦岿然进贤！” 哪怕自己“好治经术，工古今文，而旁通星纬舆地”，并且有“鞭菙四方之志”，但哪里有用武之地？所以人虽去了金陵，却“多作诗词，绝不了试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时英英遒上、有四方之志的施绍莘因为身处末世、壮志难酬，终将一腔热情付之于作曲编集，以求通过《秋水庵花影集》来名垂后世。施绍莘的这种借《秋水庵花影集》留名的心态正是在晚明这一特殊时代中、其 心理 经历了复杂而痛苦的变化之后而形成的。

 通过《秋水庵花影集》的流传使自己受知于后人、才名永传于人世，这对于施绍莘个人来说或许只是痛苦挣扎后所做出的无奈选择。然而就现存可见的资料而言，施绍莘的抉择在散曲史上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这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烙印于新思潮涌动、创见创举迭出的晚明时期在文人身上的特殊表现。

它既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士人才子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又显示出了文人于晚明这一新的特殊环境中思想和行动上出现的变化和突破，这一变通的举动正是文人恪守儒家思想与寻求突破之间碰撞融合的产物。施绍莘做出这一选择的整个过程虽然仍体现着旧的思想对文人的束缚和羁绊，但于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对文人强有力的影响；更为可贵的是，我们亦可以从中欣慰地看到新思潮的光芒和施绍莘勇于突破创新的精神。